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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 进步 思考——浅谈维护女性在离婚中的权益
2011年04月30日

  马克思说:“婚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它严格受控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的演变,几乎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将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得以体现。”可见,诞生于不同时代的婚姻法不仅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是时代变迁的见证。

  回眸建国后三部婚姻法的诞生、修订历程,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制度观念的不断冲撞以及女性地位的稳步提高,尤其是女性在离婚过程中的权益逐步得到维护。

  一、离婚自由:女性拥有在离婚问题上的“话语权”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的婚姻法将受压迫的人们尤其是妇女从旧婚姻制度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对于新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无疑是一次重大革命。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对妇女在精神上的压迫主要体现在粗暴干涉妇女的离婚自由方面。一是遗风陋俗盛行,族规家法等都可以随意践踏女性的婚姻自由。二是粗暴干涉寡妇的婚姻自由,某些地方甚至有“寡妇改嫁可杀之”等令人发指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针对旧婚姻制度的“毒瘤”,明确制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规定,将妇女从旧婚姻习俗的桎梏中解救出来,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对于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赋予女性离婚“话语权”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80年婚姻法的一个重要修改是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离婚制度逐步走向“人性化”,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鼓起了众多弱势妇女对不幸婚姻说“不”的勇气,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维持了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并使之具体化。明确规定了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五种情形和离婚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为离婚过程中的弱势女性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然而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当婚姻挣脱枷锁之后,“突然而至”的自由空间让人感到迷茫。随着“离婚自由”的逐步“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离婚率的急剧攀高。在经历禁锢与保守、自由和放纵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离婚自由。离婚率逐年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常常有人将其归咎于道德滑坡,不可否认也有观念转变的原因,人们对于婚姻的期待值大大高于以往。列宁说过:“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相反可以使家庭在文明社会的民主基础上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婚数量多少与婚姻质量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要正确理解离婚自由原则的积极作用,更应当从法律上对事实中已经死亡的婚姻关系加以确认(比如现行婚姻法对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的五种情形的认定),而轻率离婚是与离婚自由原则相违背的。

  二、雪中送炭:困难一方生活帮助制度

  离婚妇女作为妇女中的特殊群体,她们的贫困化现象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造成离婚妇女贫困的原因有许多,比如僵硬的社会认定性别角色,妇女获得就业、继续深造的机会有限等等,对离婚妇女这一弱势群体在财产分割时应给予一定照顾,应给予有效的法律救济。

  困难一方生活帮助制度为离婚弱势一方雪中送炭,1950年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1980年婚姻法也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2001年婚姻法更是具体规定了:“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珠海的案例:吴某是一名农村妇女,丈夫去世后,与患有痴呆症的儿子相依为命。后经人介绍与大她几岁已离异多年的高级园艺师张某相识。两人互感满意,遂登记结婚,婚后不久,张某提出要投资建一个私营盆景园,吴某当场表示支持,并拿出了前夫留下的维系她和患病儿子生存的活命钱共计人民币18万元,悉数交给张某投资营建“盆景园”。起初,为节约成本,张某未为盆景园雇请工人,由吴某、吴子与张某一道劳作经营,几年下来,通过吴某和张某的艰苦努力,盆景园生机勃勃,经张某与他人估算,盆景价值至少在100万元以上。吴某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体力“透支”严重,终于病倒在盆景园里,不得不住院休息。吴某病好出院后不久,张某却提起了离婚诉讼。这时吴某才发现张某同一女工关系暧昧,且张某在起诉离婚前,盆景园里的全部盆景一夜间全部消失了,踪影全无。吴某在当地妇联帮助下申请法律援助,援助律师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走访相关证人等,提出了盆景园和双方居住住房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主张。但张某辩称:盆景园虽是共同财产,但已逐步售卖并将所获收益悉数用于共同生活,无共同财产分割。至于原、被告共同生活居住的面积90余平方米的房屋,系原告婚前财产,不能分割。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既有固定退休工资,又经营盆景多年,收入颇丰,且有多套住房,生活水平较高;而吴某没有收入,离婚后生活将陷入困难之中,且吴某投资并参与了盆景园的劳动与经营。故判决: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居住的原告方的房屋归吴某所有。

  本案中,依法将张某婚前个人所有财产中的住房判归生活十分困难的吴某所有正是运用了困难一方生活帮助的规定。在妇联的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不管在经济落后地区,还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江苏、上海,像吴某这样文化程度不高,对丈夫极其信任和依赖的女性不在少数,婚姻法的“困难一方财产补助”这一制度体现了法律扶持弱者(多为离婚案件中的女方)的人性化原则。

  三、公平分配:家务劳动价值确认制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男主外,女主内”文化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数量极为可观的“家庭妇女”群体。虽然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已大有提高,但以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依然未变,但家务劳动往往被视为无价值的劳动,家庭妇女也就是无收入群体,因此她们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常常处于弱势。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陈某与丈夫结婚时约定夫妻财产各归各有,他们婚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公公早年去世,婆婆患病长年卧床,无力照料小孩,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陈某辞去了心爱的工作,全新操持家务。几年来,陈某起早摸黑,烧煮洗涮,服侍老人、拉扯小孩。没有后顾之忧的丈夫成天忙于工作、学习,不但取得了硕士文凭,还升任了某单位的一把手。但陈某发现丈夫与她的感情却疏远了,而且有了外遇,并以夫妻性格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与陈某离婚,陈某既悲伤又气愤,向法院提出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陈某的丈夫却辩称:“我辛辛苦苦赚钱养活全家,家里的别墅、电器……一切都是我的收入购置的。你在家做点家务,没有一分钱收入,我们约定过夫妻财产各归各有,没有共同财产。”法院经过审理,最后根据婚姻法判决丈夫对她婚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为陈某离婚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维护了陈某的合法权益。

  家务劳动价值确认是2001年婚姻法的一大突破,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承认隐性付出和投资所体现的价值,使得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填补了法律空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对于切实保护在分别财产制下,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妇女财产权益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跨越道德的约束:过错方损害赔偿制度

  《蜗居》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两部引起广泛关注的道德伦理剧。《蜗居》中的宋思明在个人经济能力增强条件下欲望膨胀,公然挑战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包起了“二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安嘉和外表儒雅谦和,在家里却动辄对柔弱的妻子大打出手,多次造成妻子身心重伤……现实生活中,这些在公众场合仪表堂堂,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卑劣不堪的伪君子同样大有人在。如何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惩戒,对受伤害的婚姻另一方进行补偿是一个争论良久的话题。

  案例一:原告谢某与被告丁某原是夫妻,婚后育有一女,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男方离家与女青年刘某租房同居生活,与女方分居分食,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妻子谢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丁某赔偿人民币2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男方不忠实于夫妻感情,离家在外与他人租房同居生活,与女方分居分食达3年之久,直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判决原告谢某和被告丁某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在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下,依法进行了分割。因男方系有配偶而与她人同居,酌情判决过错方丁某赔偿原告谢某人民币5万元。

  案例二:程某与台湾人王某闪电结婚。婚后不久,二人飞往台湾生活,王某在台开始对妻子大打出手。程某回到大陆后,以遭遇家庭暴力为由向所在区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离婚,并向法院递交了台湾警方处理家庭暴力的记录作为证据。最后,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同意离婚,经法官释法,王某也同意给付程某1.8万余元美元作为补偿。

  2001年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重婚;婚外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上述过错行为导致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多为女性,她们是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她们服侍老人、养育子女、承担家务,她们的辛劳换来的除了丈夫的成就和地位外还有丈夫的背叛和抛弃。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生理上的原因和某些社会偏见,离婚后的女性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和真心的伴侣,其生活很容易陷入困境。有条件地给予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能起到补偿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慰抚作用,也有利于受害方开始新的生活,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五、回眸与展望:婚姻法对女性权益维护的不足与思考

  纵观1950年、1980年和2001年婚姻法,都明确规定了离婚财产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的原则。我国历年的婚姻法在离婚财产制度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离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为离婚自由的真正实现创造了条件。但多年的司法实践证实,婚姻法对妇女在离婚时财产权益的维护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存在不足与缺陷。

  在困难一方生活帮助制度中“生活困难”的标准界定模糊。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生活水平的标准大不相同,即便以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为限,对于原本婚姻存续期间生活条件较优越的离婚妇女(本身学历较高,因为家庭羁绊丧失个人发展的机会,没有工作)而言,这一标准还是偏低了,有失公平。而且法院实际判决的经济帮助往往只能是杯水车薪,只解决当事人的暂时困难,并未真正解决离婚弱势者的实际困难。

  家务劳动价值制度可以协调夫妻双方的利益分配,实现法律公平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弱势妇女却常常无法实现救济利益,经济补偿形同虚设。一是因为这种制度缺乏社会基础。毕竟夫妻约定财产制与我国的传统观念相背离,这样的家庭在我国还比例很低。二是因为在实践上还缺少可操作性。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怎样定义“付出较多”?应该按照哪种标准补偿?这些法律都没有明确答案。

  在过错方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当事人举证困难。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过错方负有证明对方有过错行为的举证责任。但由于涉婚案件的特殊性导致了无过错方在一定程度上的举证不能。比如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过错方既然存在这种行为,其行为肯定是极为秘密的,对方很可能不知情,而且在取证过程中如果想取得有力的物证又很可能会侵犯另一方的隐私权,导致证据不被采信。另外,婚姻生活属于双方的私生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受害方在家庭暴力、虐待等情况下往往很难取得关键的人证物证。过错方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家庭暴力”概念界定模糊,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但是“一定伤害后果”仍然没有明确的标准,给司法实践设置了障碍。

  对此,我们的建议是:第一,对《婚姻法》的适用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明确“家庭暴力”、“生活困难”等的认定标准。可以通过对大量的具体个案的调查分析,归纳总结出家庭暴力危害后果的一般现象,然后对其认定标准进行条文化,在具体处理案件时便于掌握。可以参考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及离婚家庭婚姻存续期间生活水平给生活困难设置标准,便于司法实践。第二,离婚财产分割适用公平与衡平原则。在确定均等分割原则的前提下,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权衡利弊,依法公平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达到和实现结果的正义。分割时充分考虑夫妻双方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各自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各自的身体状况、年龄差异等因素对作出贡献的配偶一方所期待的利益给予补偿。第三,法官在处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应根据具体案情指导当事人进行举证,在认证时可以适当运用自由心证制度。若法官基于已有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可以通过合议庭案件讨论对已有的证据分析论证后认定事实,适当降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作者:上海市妇联权益部 黄琛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