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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尽头 艺术大师们留下了怎样的一幅画

时间:2021-04-07 10:23 来源:文汇报

梵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小女孩……对于艺术大师的经典名作,人们耳熟能详。而他们在生命尽头创作的最后一幅画是什么样的?是否延续着他们的典型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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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留下的最后一幅画是创作于1925年的《睡莲》。晚年他的双眼出现了白内障,笔下睡莲色彩更为浓重

画家的最后一幅画通常不那么容易确定——画家往往在其作品中只标注创作年份,没有精确到具体日期。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尚巴所著的《最后的一幅画》一书,却以对散布全球的艺术机构和馆藏的考证,收录100位艺术大师的传世遗作,扩展人们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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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奈留下的最后一幅画是创作于1882年的《水晶花瓶里的石竹和铁线莲》,就像写着温馨告别语的小纸条

画家们的最后一幅画情形各有不同:有的画家突然离去,其遗作纯属偶然;有的画家早已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有意为这场谢幕画上完美的句号;有的作品在画家临终前几年就已完成;有的作品直至画家生命终结仍未画完……在解开这一个个谜团的过程中,人们能够看到艺术大师怎样以艺术的方式探讨生命最后的悸动,定格人生路上的勇气和恩宠。

——编者

竟能预知死亡来临?

尽管死亡的面目并不安宁,但它也不狰狞。画家通过各种方式和形象来隐喻自己归期将至:幕布、积雪、猫头鹰、压迫感、野鹅、闪电、乌鸦……

霍珀留下《两个喜剧演员》

84岁的爱德华·霍珀穿着方格子衬衫和纯羊毛裤,坐在高脚凳上,在一旁较低的椅子上放着调色盘。他神情淡然地凝视着面前竖立的画架和刚完成的画作《两个喜剧演员》。画中的两位演员穿着喜剧戏服,似在百老汇上演莎翁名剧。此时是1966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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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珀《两个喜剧演员》局部

爱德华的这幅画里有人物亮相,但亮相即退场,两个身穿纯白戏服的演员在向观众行谢幕前的屈膝礼。幕布将缓缓垂下,这是在隐喻着爱德华将告别绘画生涯,抑或将与世长辞?爱德华以台下观众的视角绘出深暗的背景前,两个演员站在舞台的临界处,向前一步即是虚空。现实与画景相融,画中的两个喜剧演员正如爱德华和他的妻子乔瑟芬,一高一低,并肩拉手,另一只手都贴于胸口,互敬爱意。

《两个喜剧演员》中的幕帘像一种无声的预示。不久之后,在圣文森医院,爱德华接受了疝气手术。术后,爱德华回到家中。5月的某个黄昏,他在躺椅上悄然离世。妻子乔瑟芬写道:“弥留之际,他的神情祥和。”而后,未至一年,她也随之离开人世。

罗斯科留下《无题×570》

马克·罗斯科悲观抑郁,一直试图自我疗愈。1949年,他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了马蒂斯的作品《红色画室》,被深深地震撼。从那之后,他几乎每周都要去看一遍这幅作品,专注地感受画中景象的浮动,画中传达出的内涵仿佛将他包围,并带走了他。

这幅长方形画作《无题×570》创作于1970年。画架之上,一股晃动的鲜红像偾张的血脉,代表了生命,抑或是地狱。

主动脉瘤的破裂差一点儿要了罗斯科的命,严重地限制了他的躯体活动。罗斯科深陷抑郁,一个人生活在画室里。画室曾是一间旧仓库,简陋空旷,墙上没有画作,屋内没有会客的椅子。他在灯光下画画,情绪极不稳定。他酗酒、抽烟、滥用药物,与心魔搏斗,最后缴械投降。自杀之前,他刚以高贵恭敬的姿态将作品交给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

梵高留下《麦田上的乌鸦》

《麦田上的乌鸦》不是文森特·梵高最后的作品。但长久以来,人们还是把这幅画当成他的绝唱,宛如德斯诺斯最后的悲情诗。

画中,风云密布的天空下,一条绿色小路在金色的麦田中深入远方。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麦田上那群凌乱低飞的乌鸦。乌鸦通常被认为是不祥之物,但梵高对这些有着黑紫色羽毛的鸟情有独钟。以前在父母家里时,他就经常用铅笔描画乌鸦。这应该是因为他读过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作《乌鸦》,拥有爱杜尔·马奈设计的乌鸦图案的藏书票,也知道有关圣·文森特的神话。梵高自幼性格忧郁,他被取名为文森特,这是他出生那天夭折了的哥哥的名字,这注定让他的一生蒙上阴影:他成了哥哥的替身。

1890年7月27日,星期天下午,梵高背着包,扛着画架,走出村口,来到麦田边。他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因为这里取景的角度最好。他铺开画布,下笔急促有力,忘我地画了起来。那天,他很晚才返回客栈,他捂着胸口,步履蹒跚,一言不发地踱回房间。他胸口的枪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梵高对客栈老板说,他想自杀,但没死成。在之后漫长的24个小时里,天气炎热,伤口发炎,梵高坐在床上喘着气,痛苦地呻吟着。对匆匆赶来的弟弟说了几句话后,梵高于星期二凌晨1点辞世。

伴着笛声沉沉睡去

画家最后的基调不一定是哀伤的,有时甚至是欢快的。他们根据环境和心情,选用不同的乐器演奏,有锣、钢琴、提琴、笛子、风琴、竖琴、威金琴、铜管乐器等

维米尔留下《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

1675年荷法战争期间,约翰内斯·维米尔生意惨淡,靠岳母的房产收租养活一大家人。后来,房租也收不上来了,走投无路之下,他借了1000荷兰盾维持生活,但无力偿还。他的画室里放着已经署名但还没完成的作品《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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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局部

《坐在威金琴前的女子》和《站在威金琴前的女子》这两幅画尺寸相同,画中的女子皮肤白皙,穿着同样的裙子,梳着同样的发型。画作的背景以玫瑰红为底色,同时调和了绿色与浅红色。但当时的人们对画中的细节有诸多挑剔,例如:方砖、踢脚板、墙上的画框、裙子和挂毯的褶皱等,这些事物的线条画得不够精准;低音古提琴和威金琴侧板之间的过渡显得突兀;窗户被窗帘挡住,屋内的光线应该更为昏暗;等等。虽然细节不尽如人意,但维米尔成功地让画中的女子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她神情淡然,目光明亮羞涩,人们仿佛能感受到她忧伤和婉转的琴声,时光静止,心绪飞扬。

达利留下《燕子的尾巴和大提琴》

萨尔瓦多·达利根据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推出的“突变论”,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燕子的尾巴和大提琴》是其中最后一幅。突变论讲的是环境中微小的变化如何造成行为上的突变。人们在画中可以看到自行车把手形状的胡子,还有大提琴和燕子的尾巴。达利的生活因为一些变故而陷入灾难,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将军的去世对他是第一重打击,爱妻加拉离世对他是第二重打击。达利迅速衰老,像一头困兽,不停地哭泣、抱怨和号叫,任何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任何亲朋好友都不能安抚他。他躲进小屋,离群索居。

达利推崇数学家托姆的突变论,在画中保留七个基本图案:折叠、褶皱、蝴蝶、燕尾和3个几何学脐点。为了感谢托姆对他的启发,达利创作了一幅画,表达了他对突变论的理解。在画中起伏形态的山脉之上,两条裂缝勾画出一个裸女的形象。达利的脸在几何曲线中显现。一片折叠起皱的叶子像燕子的尾巴,寓意“蝴蝶效应”。

因卧室起火,达利差点儿死在床上。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的医生不合时宜地把自己的家人叫来,要和这位艺术大师拍照合影。随后的5年里,达利几乎不见任何人,直到1989年去世前都在探索物理理论。在他床头的书中,有一本《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列宾留下《跳舞的哥萨克人》

1924年,80岁的列宾绘制了十几幅普希金和哥萨克人肖像画。由于年岁已高,列宾右手拿不起画笔,只好尽力训练左手绘画。由于不能长时间托举调色盘,他将一条带子绕过脖子,把调色盘挂在胸前,整日坚持创作。晚上,列宾会读几页果戈理的书,喝一小杯伏特加酒,看一眼书架上的军刀,脸上闪过一丝哀伤。

列宾83岁时创作了大幅作品《跳舞的哥萨克人》,描画哥萨克人的传统舞蹈,有杂技、旋转和跳跃。画中,对角线右侧的大胡子舞者置身彩色旋涡中,穿着闪耀的袍子,爽朗大笑,纵情跳舞。列宾用蓝色长线条,融合红色与金色,展现出节日自由欢乐的场景和哥萨克人蓬勃的生命力。他一边用手微调画布上的线条,一边说:“好欢快的场面,即使百岁老人也想参与其中!”列宾非常珍爱这幅作品,前后用了两年完成。画架上还有一幅《涅瓦河畔的普希金》,列宾断断续续地画了它30年,最后决定放弃。86岁时,他在房前的小路上慢慢散步,看着路两边的白桦树,感慨岁月不饶人。

生命尽头回眺童年

生命的河流向前流淌,画家们最后画下儿时的耶稣,未出世的孩子,充满童真的马戏团……这不只是对自身的安慰,更有不同寻常的寓意。

伦勃朗留下《先知西蒙在教堂抱着婴儿耶稣》

1669年9月,画家好友范·埃文丁在拜访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时,注意到了未完成的《先知西蒙在教堂抱着婴儿耶稣》。画中,年老的西蒙像伦勃朗本人,他视力衰退,闭着眼睛,依靠仅有的触觉行动。西蒙穿着暗红色大衣,留着雪白的胡子。他粗糙的大手宛如摇篮,抱着初生的耶稣。这个以伦勃朗孙女为模特的婴儿看起来光彩夺目,代表着人类的未来。1669年3月,伦勃朗的孙女蒂蒂亚出生。同年6月,他的儿子泰特斯死于鼠疫。

1669年10月2日,伦勃朗接见了一位系谱学者。这位学者将他的物品统计并整理出了一份清单。第二天,不知何故,伦勃朗彻底放下了画笔,永别人世。5天后,伦勃朗葬于阿姆斯特丹西教堂,毗邻他的儿子泰特斯的墓地。

1669年10月底,画家范登·埃克霍尔来到伦勃朗的画室,看到墙上的《先知西蒙在教堂抱着婴儿耶稣》。他被背景深处的面孔迷惑,鼓起勇气用抹布清洁画面,拿起画笔,蘸上油彩,把西蒙旁边圣母的神态修改成低声祈祷的状态,仿佛是在祝福伦勃朗。

席勒留下《家庭》

191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埃贡·席勒创作了《家庭》。这幅画于4月在维也纳展出,当时的名字是《蹲着的夫妇》。席勒创作此画时,不知道妻子埃迪特已经怀孕,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有些惊慌失措地沉默了一阵儿。同年10月,席勒修改了这幅画,在其中增添了一个孩子。最后这幅画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夫妻赤裸着身体,一家三口幸福相依。丈夫膝盖抬起,双目圆睁,平静地看着前方;妻子眼皮低垂,瞥向地面,无忧无虑;孩子在妈妈肚子下方,有一双像海豹一样的眼睛。

《家庭》这幅画里没有席勒标志性的花体签名。画中的场景是席勒心目中家庭的样子,有爱人,有孩子,一家人相依相偎。可惜世事无常,想象中的图景并没有变为现实。1918年10月31日,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欧洲,也毁灭了这个小家庭,怀有6个月身孕的埃迪特去世了。3天后,席勒也撒手人寰,年仅28岁就英年早逝。

修拉留下《马戏团》

乔治·修拉30岁时,作品《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遭受了负面评价,但他沉默以对,坚韧自信,开始创作《马戏团》。这幅画描绘了在蜜糖面包集市上,马戏团演出的夜景。为了画好这老少皆宜的马戏团表演,修拉去离家不远的费尔南多马戏团临摹。他每天上午观看和聆听表演,并为台上的主角马奇士鼓掌。修拉画了几幅速写和一大幅草图后,开始正式创作这幅《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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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拉《马戏团》局部

画中,小丑的背影将画面一分为二。在一匹奔跑的白色骏马上,站着一位骑士。骑士的左脚踩在马屁股上,倾斜身体以平衡离心力。杂技演员在空中翻转,乐师们弹奏乐器,演职人员各就各位。观众席是社会的浮世绘,最上边的观众戴着鸭舌帽,最下边的观众穿戴隆重,像连环画或小说里的插图。画面基调采用黄色,偶有天青色和祖母绿色。奇怪的是,《马戏团》还没完成,修拉就把这幅画寄给了某个沙龙,以参加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的展览。

展览于1891年3月23日(星期一)举行。星期四,修拉因白喉咽炎病倒。星期日,他在巴黎马真塔大街110号公寓3层的母亲家中离世。报纸上有关于《马戏团》的报道,也有修拉的讣告。展览结束后,这幅画被送回修拉母亲家中,挂在修拉逝世时安眠的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