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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铭:勇者不惧,一个真实的王安石

时间:2022-01-14 09:47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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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围绕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冬日里的上海书香”名家系列讲座中,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安石传》作者崔铭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

“勇者不惧”是王安石最鲜明的品格。激流勇进,急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崔铭

多维视角下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基本上都来自中小学课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皆擅,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又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诗五大家”,写下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名句名篇。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运动——“熙宁变法”。

清末民初,梁启超曾作《王荆公》一书,这是一部有关王安石的传记。其中写道:“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不仅高度推崇王安石的品性节操、文化成就,而且对他在政治领域的改革给予了肯定。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

那么,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北宋文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好友曾巩在写给老师欧阳修的信中曾这样推荐王安石:“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这一评价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可,欧阳修曾说:“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这样评价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肯定其道德学问,指出其个性缺点,并否定其政治成就。苏轼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黄庭坚也表示:“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同样是褒扬其人品学问,而对其政治功业不置一词。值得注意的是,曾巩、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北宋之后至清代中期,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文人私家撰述,对王安石变法都是全盘否定,王安石本人也因此遭到贬低。在古代一些通俗小说中,对王安石甚至进行攻击和丑化。

从朝廷旗帜到亡国祸首

那么,对王安石的过度贬低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北宋历史以及王安石生前身后在政坛的起伏升沉。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步入仕途,这一年他22岁。此时,北宋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主张革新的大臣,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是,改革持续仅一年多就草草收场。随后的二十多年,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叠加,危机更加深重,人心思变,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在此期间,王安石历任多地地方官,又先后辗转朝廷多个部门,很快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

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王安石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改革造成了士大夫群体的分裂,朝廷形成变法(新党)与反变法(旧党)两派。在主政期间,王安石多次遭到反变法派弹劾。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辞去相职,归隐江宁(今江苏南京)。但改革没有停止,熙宁十年至元丰七年(1077—1084),宋神宗继续推进改革。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废除新法,停止改革。旧党主持撰修《神宗实录》,否定新法,但不能否定神宗,于是将变法之责归于王安石一人。这个时期的基调正是司马光定下的——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学问,但否定其政治思想。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即继承神宗朝施政方针,并重修《神宗实录》,肯定新法。此后直到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王安石始终被奉为朝廷旗帜,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高度推崇。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罪责,将王安石定性为亡国祸首,并再次重修《神宗实录》。从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续下降。

《神宗实录》在南宋初定稿,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由此造成现存文献中变法派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所以,承续南宋初定下的这个基调,元明清三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贬低。

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我对王安石的兴趣,始于1997年秋至1998年春夏。当时我和王水照先生合著《苏轼传》,王安石令我迷惑,又令我好奇。他和苏轼是政敌,曾多次阻挠神宗重用苏轼,但是晚年退居金陵,又与苏轼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彼此推崇,惺惺相惜。对我而言,王安石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2014年到2020年,我系统地研读了王安石文集及相关史料,并撰写了《王安石传》,对王安石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具体到“勇者”,后世儒者也有诸多阐释。概而言之,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勇者”,应具备知羞耻、懂荣辱的道德尊严感,知行合一的行动力,安于贫贱忧戚的平常心以及献身伟大事业的牺牲精神。

王安石的一生,始终闪耀着“勇者”的光芒。

15岁之前,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以知识学问为工具,赢取功名利禄,就像宋真宗在《劝学诗》中所写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岁之后,王安石读了很多书,有了很多思考,在17岁那一年确立了新的人生理想,那就是:持己守正,修养德性,成圣成贤,进而济世安邦。这是儒家所谓的“为己之学”,即通过知识、学问来实现自我德性的完善。

他勇于自我否定,跨出了“勇者”的第一步。

北宋中期的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规范、更完备,在施政风格上崇尚老成持重,宽简为政,不扰民。但也由此带来一些弊端:各级机构互相掣肘,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常习故,以含糊为宽厚,以因循为老成。在这种风气之下,对勇于作为者,轻则讥刺谤议,重则打击压制。

但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从他所作《鄞县经游记》一文,即可真切地了解他的工作状态。那一年,他不到30岁,在鄞县任知县。这是他的一篇工作手记,其中记录了他从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到戊子(十五)9天的调研经历。这些天,他分别借宿在慈福院、广利寺、旌教院、开善院、景德寺、资寿院等寺院里,吃的是素食。每天一早出发,有时半夜才回到庙里,一天往往走好几个地方。“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9天时间里,他走遍了鄞县下属的14个乡,工作作风真是非常扎实。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也记载了王安石治鄞县的情况:“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王安石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兴建水利。第二是救济灾伤。宋朝设有常平仓,用于调节物价。丰年粮价低,官府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备在常平仓中;灾年粮食涨价时,再以低于市场价售卖给百姓。由于许多官员不作为,常平仓名存实亡,没能发挥实际作用,一旦遭遇饥荒,贫穷人家往往不得不赊借高利贷,甚至卖儿卖女卖田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黄不接时,王安石将常平仓里的粮食借给衣食不济的百姓,等到秋天收获季节,百姓再加一点利息还回来。第三是兴办学校。第四是保障地方治安。因此,鄞县百姓都非常拥戴他,甚至在他离任之后,还为他建造生祠,世世代代怀念他。

“虽千万人吾往矣”,推进改革

在声名鹊起后,王安石还勇于拒绝名利的诱惑。

宋代崇尚文治,建国之初,即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称为“三馆”。后来又建秘阁,合称“馆阁”,负责修史、藏书、校书等事务。馆阁之职,相当于朝廷的人才储备库,是通往高级官员的必由之路。进入馆阁任职,须经过严格选拔。通常进士第三名以上及第者,地方任职一任可申请考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经两任可申请考试馆职。

从皇祐二年(1050)到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在地方连续任职3届,不仅没有主动申请考试馆职,而且3次力辞朝廷召试。至和二年(1055),朝廷特诏让他免试入馆,但他4次上书固辞不受。直到嘉祐四年(1059)才进入馆阁,那时他已39岁。

此后的近十年间,他还有多次拒绝升迁的记录。人们不禁要问,王安石为什么一再辞官?我认为,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他在辞官表中陈述的理由是:“家贫口众,难住京师。”这确是实情。他19岁时父亲去世,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3个妹妹、4个弟弟,最小的才出生不久,生活十分困窘。步入仕途后的最初十年间,两个哥哥又先后病逝,家庭重担全都落在他的身上,京城物价高昂,携家带口,难以生存。其次,从他的诗文作品中可以隐约看出,他对中央机关人浮于事、无所事事非常不满,宁愿在地方干实事。第三,根据王安石一生的行为处事推测,也可能是审时度势,等待机会。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继位,决心锐意求治,富国强兵。熙宁元年(1068)九月,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既是皇帝的顾问、老师,又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唐宋以来一直被视为“将相之储”。这一次,王安石没有推辞。

熙宁二年(1069),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熙宁变法”。改革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他的对立面,既有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重臣,也有以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及其家族为代表的皇亲国戚,还有同僚旧友、门人弟子甚至兄弟至亲,更有全国上下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官员及各阶层民众。但是,王安石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坚定地推进改革。

对于王安石变法,虽然古今争议不断,但王安石在这场政治改革中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让人心生敬佩。

熙宁九年(1076),因变法派内部矛盾以及长子病逝,王安石心灰意冷,辞去相职。此后,他不仅辞谢了判江宁府之任,也辞谢了“使相”之职(即宰相待遇),还辞谢了神宗额外赏赐的金银财物,甚至连自己所居半山园也捐为佛寺,在租住的江宁秦淮小宅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勇者不惧”是王安石最鲜明的品格。激流勇进,急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